配资咨询平台 亲历者口述：新中国首批公派留法学生纪事

60年前，中法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西方媒体将中法建交称为“外交核爆炸”。中法建交后，中国同西欧国家的关系也取得了进展。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翻译人才的培养，中央决定在全国外语院校大量开办外语专科配资咨询平台，招收高中毕业生进行特急培训，大量外派外语留学生，并首次向西方国家开放派遣留学生。

1965年留法学生与工作人员合影（来源：作者提供）

接受国情教育

1964年3月25日，教育部给北京市教育局、上海市教育局、河北省教育厅、江苏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1964年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外语留学生的通知》。该年10月，国家制定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其中第五条是派遣留学生。1964年至1966年计划共派出外语留学生1926人。我经过严格的政审、体检和业务考核，有幸入选。1964年7月15日，入选留学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报到集训。

这次短期集训班650余名学生分成数个中队。我们所属的一中队，各由十多个同学组编成七个小队，每个小队配备一名辅导员，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学习。辅导员们是从各大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中挑选的佼佼者。他们不仅负责做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教授我们各自在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

集训的第一阶段，组织上给我们提供了大量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第二阶段则是安排我们去外地参观具体的经济建设项目。赴外地参观回京后，组织上将正式宣布出国留学的国别及名单。我们分成两批，乘坐专列赴东北工业基地和上海，交叉进行参观学习。

在东北，我们参观了沈阳飞机厂，亲眼看到了当时属世界一流的国产新型喷气战机及机翼下挂着的火箭弹，感到无比兴奋；在鞍山钢铁厂看到了无缝钢管、大型轧钢、炼铁高炉的生产过程。我们还参观了抚顺露天煤矿。在上海，我们参观的是江南造船厂及其研制的1.2万吨水压机，专家们和工人师傅们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用“蚂蚁顶泰山”“银丝转昆仑”的办法，克服了诸多困难，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20世纪60年代江南造船厂万吨水压机正在工作（来源：黄浦档案）

返京后，我们面临的是“去留”考验。领导在正式宣布出国名单及所去国家前作了动员，我在小队务虚会上表示，一定服从国家安排，国家之需就是我的志愿。如果组织让我留下，我仍将放弃学习理工专业，选择学外语，报效祖国。

集训结束后，当时实际派遣了622名留学生。其中，向法国派遣了20名奖学金进修生，自费公派了大学留学生82名（含张启华、张俊青、陈政千、丁占双、丁俊发、崔清莲6名辅导员）。我成为新中国首批留法学生。

巴黎“中国楼”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十分重视新中国首批留法学生在巴黎的生活问题。1964年5月9日，使馆在给高教部、外交部、对外文委的报告中说：巴黎学生宿舍很紧张，使馆尽力设法协助解决；市内很难租到供百人居住的房子，可考虑买一间便宜的小旅馆。8月4日，使馆报告说，宿舍已买成，楼里可住90多人。

1964年11月，我们首批留法学生抵达巴黎，入住离我国驻法使馆不远的布瓦科隆布的两幢小楼里。小楼共四层，虽然楼层不高，但房间里家具、卧具一应俱全，温馨舒适。全楼有16个套间，其中11间给中国人住，5个套间住的是法国人。1970年前后，使馆将学生们住的这些套间出售，以后这里再也没有住过中国人，但直到现在这座四层小楼一直被叫作“中国楼”。

当年，我们这些留法学生由高等教育部和驻法大使馆共同管理，非常严格，每10多个人成一个小组，每组有一名辅导员。为保证我们的思想、学习、生活健康有序，除每组配有辅导员外，组织上还先后派了三名专职留学生管理干部来管理我们。负责对外联系的是张世桢、宋云茹夫妇，他们持三等秘书外交护照，原来曾在莫斯科管理留苏学生，后应黄镇大使要求来管理我们。不久，国内又派来了专职干部梁玉岱。

去学校上课是坐我们自己的车，司机也是国内派来的。我们当时有中国人自己的小天地，与外界接触很少。后来在法国的大学学习，也是我们自己编班，只有听大课时才与法国或其他国家的学生们在一起。那时还没有提出学外语需要外语环境的问题，这是过了很久以后才逐步提出来的。我们当时的一些做法，今天的学生已经很难理解了。

在“朗高”学习的岁月

“朗高”（Lanco）是法国政府1963年开办的一所语言学校，1964年我们作为新中国首批留法学生成为该校接收的第一批学生。

“朗高”位于孚日广场（Place des Vosges），这个广场是巴黎古老的皇家广场之一。“朗高”是率先在法语教育领域采用当时先进的幻灯图片与录音教学的学校，课堂使用的是一套《法国声音与图片》速成教材，换言之就是看图说话。每班十多人，老师播放幻灯片，每幅幻灯片上配有一句话。

教室只是几间不大的屋子，靠墙U形放了十几把椅子。教室正前放有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台幻灯机和一台录音机。学校专设语音训练室。大家对着课本上的图画，说出法语，老师都会凑近仔细听、认真分辨，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纠正同学们的发音错误。不久，便开始进行会话训练。

我们上午上课时死记硬背内容，下午回家复习时就靠记忆，你一句他一句地拼凑。刚开始我们发的课本只有画面没有文字，到后期才拿到有文字的课本，开始学习认字和书写。这样的教育方式符合组织给我们提出的要求：听说领先，写读跟上。

我们在“朗高”结业后，利用法国3个月的暑期，进入“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çaise）补习法语。我们进校后重新分成几个班级，由富有教学经验的多位资深教师分别给我们授课。学校采用的是一本《法国语言和文明课》，同时还发了《法国历史》和《法国地理》两本课本。课程内容丰富而广泛，在此同学们掌握的法语单词迅速由“朗高”学校的一千四百个，陡增到三千多个，有的同学达到了四五千个单词量。

我们在这里接受较为系统的法语语法学习，接触法国人文历史，学校在课程中安排选读法国文学名著节选，学习的知识面随之扩大，基本具备了进入法国大学的条件。

进入雷恩大学

1965年10月，我们留学生中的49人被分配到当时的雷恩大学文学系就读。

那时，雷恩大学由在雷恩市城南的理工学院、医学院和在城北的法学院和文学院组成。文学院与法学院相距仅七八分钟步行路程。文学院由一座古老的修道院改建而成，拱形门楣上刻有“文学和人文科学学院”的字样。

平时，中国留学生单独上小课，只有在阶梯教室上地理、法国史、世界史等大课时才与外国学生在一起听。

我们在雷恩大学的生活基本上是宿舍、学校两点一线。学校安排女同学住在市区的宿舍楼。男同学住在市郊东部的波利安区一片刚建成不久的白色四层学生公寓楼。

1965年9月—1966年6月，大家都通过了一级考试。学校根据考试成绩将我们分成“快班”“慢班”及“普通班”。又经进修生学长提议，校方同意中国留学生的法国文学史课程，只选修十八、十九世纪文学部分。

我在普通班就读，小课有法语、语法、读报等。在法语课上每天都有一段法语的听写，老师把全文朗读一遍，给学生一个理解，然后一句句听写。接着是讲评，讲评前一天学生上交的作文。朱骥澄（后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语专业主任）和我的作文写得比较生动，老师时常给到18、19分（满分20分），并作为范文讲评。

起初我们的语言水平有限，不可能听懂所有内容，但也锻炼了听力，增加了不少知识，受益匪浅。力学笃行，这又大大提高了自己的语言水平。同深奥的文学著作相比，大多数同学似乎更钟情于语法、口语等较为实用的课程。

雷恩大学的授课不同于巴黎“朗高”语言视听中心和“法语联盟”的基础法语学习课程，雷恩大学系统学习法国文学是个深造过程，自然差异很大。一开始同学们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接受这样大跨度的学习提升，很不适应。

在雷恩大学文学系，除了主修语言和文学课，还有地理、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大课。起初阶段学习异常艰苦，任课的大学老师按照他们惯常的模式讲课，不再像“法语联盟”老师那样照顾初学者，起初听课像听天书一般，只能依仗教材，对课文有重点进行复习，提高听力，来掌握各科知识。学习中测验考试非常频繁，一遇考试大家都有点紧张，何况每次考试成绩校方都上报给法国教育部。同学们竭尽全力，一个多月后才慢慢适应大学的课堂学习，能基本听明白讲课内容，做成重点笔记，也能回答老师提问了，甚至也敢于向老师发问。

在蒙达尔纪的日子

1966年夏，我们到与中国学生留法勤工俭学有悠久历史渊源的蒙达尔纪市研学。

蒙达尔纪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以南100公里处，中国人对它熟悉是因为这里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留法学生勤工俭学的发源地之一，留下了周恩来、邓小平等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身影。

1966年留法学生在蒙达尔纪合影（来源：作者提供）

因为一次“重走革命老前辈勤工俭学路”的活动，我们看到了当年学子们使用过的一个大木屋食堂。一家咖啡馆的老板还拿出一张照片，说是周恩来、邓小平同华工们的合照。1967年12月，周总理接见回国留学生代表时，曾仔细察看过这张翻拍照片。

假期结束前，我们在市政府礼堂举办了一场演出，感谢蒙达尔纪市政府和市民对中国学生的热情接待。市政府官员和居民应邀前来观看演出。同学们演出了《丰收舞》《红绸舞》《筷子舞》，还有独唱、小合唱、二胡独奏等，压轴的是大合唱《东方红》《我们走在大路上》。两天后，蒙达尔纪市政府也组织了一场答谢演出。

参观结束后，我们留言：“华夏志士，求索真理。蒙达尔纪，历史足迹。红旅追忆，传承友谊。我辈铭记，初心传接。”

我们当年从法国离开后，也循着先辈的足迹配资咨询平台，回到祖国开始报效国家、为人民服务。我们兑现了当初在蒙达尔纪的承诺，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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